如果不是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，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会有机会听到“达达乐队”四个字。

　　他甚至充了平台的会员，点开节目花絮挨个看。个人微博主页上，彭坦至今还保留对新裤子、旅行团的三条转发。

　　四个成员决定把归来后的首场演出，交给前任老板许晓峰创办的成都仙人掌音乐节。

　　2019年7月14日这一天，达达的乐迷们也从各处赶来。在台下一片“达达牛逼”的呐喊中，四个年纪已过不惑的男人，贝斯手魏飞、主唱彭坦、吉他手吴涛和鼓手张明，依次走向舞台。

　　2001年1月初，他们发行首张专辑《天使》，不到一年销量便达到20万张，被公司奖励去东南亚旅游。到2002年底的时候，这张唱片的销量已经突破30万[1]。

　　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？朴树在1999年1月初发布首专《我去2000年》后爆红，其中的《白桦林》还登上过2000年春晚，而这张唱片在两年内的销量，也只是近50万[2]。

　　达达有几个很重磅的商务合作，包括担任IBM、M&M豆的中国区代言人，拍摄诺基亚新款手机的广告[1]。要知道，那时候诺基亚在中国还是风光无限，市占率能排第三、第四[3]。

　　彭坦说后来他和飞飞（藏鸿飞）、大张伟闲聊天，他们还会觉得“这个乐队凭什么呀，就拍广告了，就挣钱了”。

　　毕竟那时候，对中国的摇滚乐队来说，光是签公司发唱片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　　“并不景气的唱片市场的大门对绝大多数乐队是紧闭的。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乐队如黑豹、唐朝是王小二过年，开始逐渐成为销量‘毒药’；而拼了吃奶的力气出了处女专辑的如‘清醒’、‘冷血动物’、‘青铜器’、‘晚间新闻’，却要耗上个十年八载的苦苦修行，并且往往就此没了下文......”

　　2000年7月，华纳破天荒在内地签下来自武汉的达达乐队。自此，达达成为孙燕姿、郑秀文、郭富城、朴树、汪峰、周迅、张惠妹、那英等人的同门。

　　在港台摸索多年的华纳，以1999年底签约朴树为起点，正式进军内地[5]，看中的正是华语音乐市场这块大蛋糕。

　　华纳在内地最早的掌舵人是许晓峰和宋柯。许晓峰出任华纳中国公司总裁后，最初的目标是打造中国原创音乐基地。

　　最初，乐队主唱彭坦心里其实对签约公司有些忐忑，觉得就变得不自由了，不独立了。

　　彭坦回忆，1999年，他们在武汉把母带、后期都做了，就想着像地下乐队一样，全国各地去演出，一边演一边卖专辑，从此开启摇滚之路。当时国内已经有一些乐队在这么做了，包括木马。

　　吴涛和张明都认为，彭坦对于摇滚之路的想象有些“乌托邦”，因为国内杂七杂八的酒吧，在设备各方面不一定满足条件，等到真的踏上这条路，也不一定那么快乐。

　　而且达达乐队在当时的武汉，其实是一个“另类”。演出的时候，彭坦他们总是有些苦闷，因为常常找不到愿意一起拼的乐队。玩金属的觉得达达太清高，朋克乐队则觉得他们太流行。

　　彭坦说：“我觉得主要还是晓峰和宋柯的口才太好了，跟我们聊了很多，畅想了一下乐队的未来……他们在音乐上不会对我们有过多的干涉等等。当时虽然心里有点抵触，但是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，就是乐队应该前进。”

　　这个决定并不难理解。在那个年代，北京还是中国摇滚乐的大本营，不论是地上，或是地下。

　　早在彭坦决定组建一支乐队之前，北京就已经见证过了几次历史性的摇滚演出，这包括崔健1986年吼出那声“一无所有”的工体演出，和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“90现代音乐会”等等。

　　后来，当达达开始在武汉校园里演出的时候，上百人组成的30多支地下摇滚乐队，已经开始集结在北京北五环外，一个叫“树村”的地方[7]。

　　90年代末，地下摇滚乐队中有一些人，新裤子、花儿乐队、麦田守望者等，掀起了“北京新声”的摇滚浪潮，从此走向地上[8]。

　　有人如此评论“北京新声”，“他们不在歌词中过多谈论政治，家国情怀和大叙事，主要宣泄青春的不满和苦闷”[8]。

　　彭坦说，他小时候会读很多难懂的书，关于哲学、精神分析学，还有乌托邦，经常会幻想自己存在的意义是多么远大和深刻，对现实充满了愤怒，身体里好像总有一股马上就要冲撞出的能量。

　　不过，以前自己很多这样的情绪是不知道用什么音乐去表达的，彭坦又指出。吴涛加入后，给达达乐队带来了一个特别清晰的作品感，于是诞生了《玩偶》这样的歌。

　　《玩偶》是戏谑的，有一半旋律没有歌词，就是因为彭坦觉得，无法找到贴切的词去赋予它一个意义，就想把它喊出来，于是用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发音，以此来释放情绪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迄今为止，彭坦最喜欢的一首歌还是第一张专辑《天使》里的《暴雨》。

　　然而，刚到北京的达达，专辑虽然畅销，最重视的音乐作品却遭到了轻视和误解。

　　在2001年左右的一档原创音乐推广节目中，台下观众对达达的演出表现得很热情，但采访时讨论的问题，围绕彭坦颜值的，则多过音乐[9]。

　　在那个传统媒体乐评话语权很重的年代，一张专辑出来，几大音乐杂志，或者媒体的几篇乐评，基本上就能给一支乐队及其音乐作品定性。在信息匮乏的年代，大众往往深受这些评价的影响。

　　如今看来，达达的遭遇，发生在新世纪初，许多走向商业化的摇滚音乐人及乐队身上。

　　代表人物就是许巍和汪峰。两个人出身不同，一个来自民间，只身从西安北上，一个科班毕业，发迹于鲍家街43号。相同的是，他们都走上了大舞台，也都被贴上了“伪摇滚”的标签。

　　然而，签约唱片公司，登上主流舞台，却是那个时代社会发展下摇滚乐的大趋势。

　　在大量外国打口磁带、打口CD的冲击下，很多人发现了更多样化的音乐，意识到摇滚不仅仅只能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，而应该回归音乐本身，走向生活，比如清醒乐队的沈黎晖。他1997年成立的摩登天空，由此成为“北京新声”浪潮的主导者，推动一批年轻乐队走到地上[8]。

　　中国摇滚最具反抗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崔健，也不反对商业化。在2002年的一次访谈中，他说：“我个人觉得良好的商业运作就象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样，是完全有必要的[11]。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摇滚乐也并未完全走向大众。以舌头、盘古、NO、苍蝇和子曰为代表的地下乐团，还在坚持与权威和主流意识形态划清界限的传统，用各种直接、间接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反抗姿态[8]。

　　彭坦说：“那个时候北京玩什么风格的乐队，他们就会是一个圈。我们乐队是没有办法进入任何一个圈的，会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。”

　　除了音乐上不被认可和接纳，去到北京后，彭坦跟成员们还产生了另一种拧巴的心态。

　　彭坦曾在其他采访中透露，为了去全国各地宣传专辑，他们有一年多没进过排练室，乐队成员们都非常崩溃，不理解为什么做音乐的时间，全被大大小小的活动所占用[12]。

　　而且，面对如此巨大的成功，四个成员都很难转变心态，尤其从自由散漫的普通人变成艺人。

　　“每天采访和面对媒体，面对镜头的时候，不自然的自己会有一些有些扭曲，尤其是我。回到家之后，又觉得今天说的话都言不由衷，就会很后悔”，彭坦说。

　　不满的情绪一直延续到达达发布第二张专辑《黄金时代》。在专辑同名歌曲里，彭坦写下，“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最重要的，理想和意义今天已经过时了”。

　　不过对于达达来说，这张专辑的意义，更多的在于证明，他们是一支丰富的、多元的摇滚乐队。

　　为此，他们花了三年时间，创作了超过40首备选曲目，找来最顶尖的录音师制作[13]。期间，为了有更多时间沉下心创作，他们甚至还主动请求华纳雪藏[14]。

　　达达的代表作《南方》就出自此专。当时彭坦他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多，不知不觉已经适应了北京生活。北京很少下雨，直到那个夏天阴雨绵绵，让彭坦想起来“原来我们是来自南方的”。

　　《南方》有一句歌词唱道：“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，那里总是红和蓝。”因为在彭坦的记忆里，武昌就是像蓝色的，汉口则是红色的，因为汉口是更发达，夜生活也很丰富，而武昌学校多，植被多，会安静一些。